就此而言，有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规定，人们期待于法官、检察官的，是严格执行法律。

具体来说，近代世界建立在对中世纪基督教世界观颠覆的基础上，其中最重要的结构性变化就是个人和政治领域的独立。具体来说，随着工具主义理性观及实证主义哲学的兴起，理性自然法的哲学基础被不断侵蚀，经边沁、奥斯丁的努力，法律实证主义得以建立，这种排斥自然法的努力最终在凯尔森的纯粹法学中得到了最为完整的陈述。

正当性与合法性之间逻辑必然性断裂是学者不应回避的理论问题。因为国家的根本目的是保护个人生命、自由和安全，社会契约最终决定正当性的来源，国家是人们理性选择的产物，是人们将自身拥有的自然权利转让给国家的结果，但是转让的限度也是自然权利，国家不能侵犯之。概括来讲，从规则治理角度我们可以发掘出这样一种论证结构，即善—正当性—合法性。现代世界最大的特征就是价值多元主义与价值相对主义的拓展，外在客观价值标准的丧失，造成了诸神之争的现代困境，自然法因之被摧毁，自由主义价值理念的哲学基础被打破。经苏格拉底、柏拉图，古代自然法传统最终在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中得以形成，同时一种新的整体性目的论宇宙观也得以建立[6]。

而自由主义法治理论和法治观念也正是围绕着个人—国家这样一对辩证关系构建起来的。显然，立法者(或者统治者)随心所欲地做出的行为和采取的措施并非都符合法治。但这会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即另一方面，如何平衡数据流通与确权的关系，数据确权的思路需要明确。

第三，新兴权利研究不能仅局限于权利本身，而更应关注到与权利相关的制度供给问题。还需注意的是，今后的新兴权利研究应从广义的角度展开，即在挖掘与时代主题相关的新兴权利问题时，不能只关注新时代背景下出现的新的权利类型，而更要关注新的时代背景对于传统权利所带来的新改变，不仅包括对权利主体、客体、内容的改变，而且还包括对权利本身所赋予的新的时代精神与时代意涵。当具有可识别性的个人信息或数据流入数字市场，经由平台数字化生产加工后，相应的信息或数据便转化为具备一般化特征的数据资源，其所蕴含的价值性要素得到极大提升。就新兴权利的研究方法而言，所有法学乃至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都可以运用至新兴权利的研究上来。

对此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权同隐私权存在竞合，但本质不同。在总结现有成就的基础上，尝试对未来新兴权利研究的趋势和方向进行展望。

当然也有观点主张，基于智能合约、分布式记账等区块链技术对算法化主体组织特征的塑造，将其界定为法人、商业信托、合伙等均存在理论解释层面的困境，因此宜将其界定为民法典上的非法人组织。其中，以区块链智能合约等底层技术为支撑的去中心化自治组织的法律界定尤为重要。就去中心化自治组织的法律性质而言，一种观点认为，当下主流的去中心化自治组织与有限合伙高度匹配，但随着区块链技术构造组织类型的不断发展，宜赋予其法人主体资格。又如，当我们对区块链、智能算法中的权利问题开展分析时，将涉及法学和计算机知识的融合运用，触及法学同数学、计算机科学等自然学科的交叉。

五、未来展望：新时代新兴权利研究的向度 前述分析展现了新时代新兴权利研究的基本现状和所取得的成就。司法对新兴权利的回应以个案为基础，以法律方法的灵活运用为关键环节，以司法推定为重要手段。从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看，协同规制能有效控制风险，是一种权利保障的综合性方案。对此，有学者将其称为以司法续造为基础的渐进式入法路径，即经由个案裁判的特殊化救济和司法解释的规范化续造，可最终完成法律规定的普遍化建构。

一方面，现代科技对人的主体性带来了挑战，人工智能技术、互联网技术、基因科技在不同程度上对人的尊严形成了冲击。特别在近年来，民生与社会权利呈现出了一些新的气象，这更加引起了学者们对于该问题的关注。

客观来说，这一观点试图在理论上对新兴权利命题予以否定，为认识新兴权利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在这一背景下，如何在司法实践中对新出现的利益诉求予以确认和保护，通过何种机制或方式对新兴权利予以司法证立，采用何种法律方法对新兴权利案件予以裁判，均构成司法视角下新兴权利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三，社会安全权是社会权下的又一权利类别，其以所有人都能获得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为宗旨，以社会保障权、社会救助权和社会保险权为主要构成。但问题在于，关于新兴权利基本法理或内在规律的探寻主要集中在基于法理学研究进路而展开的分析，部门法学的研究进路在很大程度上还秉持着问题—对策式的分析思路。目前而言，个人信息权是否成立、个人信息权益如何保护、数据权利如何理解成为学界在新兴权利领域关注的三个重点问题。因此，数据权利的归集应遵从数据要素的市场化逻辑，符合数据有效流通和高效生产的目标。不可否认，当前学界对新兴权利的研究在理论层面取得了较大突破，深耕法理成为当前研究的一大特征。从民生及社会权利的内容看，其往往并不指向某一个个体权利的实现，而是指向某一群体性权利的实现。

实现对民生与社会权利的保障，是对个人尊严与价值的重要肯认。以此为基础，今后的新兴权利研究应继续突出时代主题、深化理论研究、注意研究方法、侧重交叉学科，以期实现研究水平和质量的进一步提升。

根据现有研究可知，司法推定是一种重要的新兴权利司法证立机制。而新型权利则以形式理性的法律规范为基础，是一种自觉、法定和统一的权利。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出台，学界对信息与数据权利的研究呈井喷式增长。与之相应，人工智能领域的新兴权利研究开始起步，信息与数据权利的研究日益丰富，基因权利的研究逐渐深化。

甚至可以说，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方方面面都浸染着权利的印记，并集中表现为权利的需求、表达与确认问题。应当说，将新兴权利与新型权利相区分，对于准确理解新兴权利具有重要意义。这一问题反映在社会层面，便是与民生有关的社会权利诉求日益增多。因此在今后，我们应当在新时代的背景框架下，不断探索和挖掘与新时代主题相关的新兴权利问题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从中划定地方专属性立法事项呢？一个较为权威的观点认为：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地方的权力是中央赋予的，不存在只能由地方立法而中央不能立法的情况，同时，实际上也很难对中央和地方的立法权限都作出列举。《立法法》第73条第1款第1、2项中的需要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和属于地方性事务需要的规定，《行政处罚法》第12条第3款中的法律、行政法规对违法行为未作出行政处罚规定，地方性法规为实施法律、行政法规，可以补充设定行政处罚等规定，都可以支持这个否定性答案。

中国这么大，不让一些地方搞改革怎么行？但是只要允许改革，就要承认法律可以不遵守、可以先突破、可以先试验着改变，而往往中国有些法律的改革必须经过实验，必须实验以后证明合适才能上升为全国性的法律。在资讯发达、人口流动频繁和统一市场交易规则的当下，这种法现象可能会引发人们对法平等性的疑虑，并影响人们履行法定义务的积极性、主动性。

对此，本文拟从地方差异性为切入点，从央地关系和区域关系两个维度，阐述国家立法制度回应地方差异性的规范内容，进而在国家法制统一和因地制宜的立法原则框架中，分析回应地方差异性的立法面向和匹配地方差异性的立法制度，最后提出对地方差异性立法应当确立的限定规则。与其如此，不如在国家法制统一原则下赋予地方变通立法权，调和中央立法与地方差异之间的冲突。

地方专属性立法事项因为没有中央立法的封顶，也不需要地方变通性立法权，只有中央和地方共享的立法事项，才有可能与必要赋予地方立法机关变通性立法权。[4]虽然2015年修改的《立法法》和2021年修改的《行政处罚法》对地方需求的饥渴症有所回应，[5]但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对此，国家通过制定区别对待规则，较好地解决了这个因区域差异引起的法律问题。[16]周庆智：《县政治理：权威、资源、秩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04页。

这一规定实际上又把地方先行性立法权收了回去。抑或仅仅指引应按照第×条第×款的规定惩处或制裁某一行为。

[12]也有学者认为：框架性立法是指该类立法原则上不对某种行为特征或惩处方式作出具体规定、仅仅指出该类行为属哪一法律规范第×条第×款所规定。在中央—地方关系中，集权与放权构成了央地关系的基本矛盾。

（一）纵轴：央地关系 央地关系，即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地方政府既要发展经济又要稳定社会，如果手中只有与地方实际情况不一致甚至完全脱离当地实际需求的中央法规范，手中只有细化中央法规范的规定权，却没有足够的法规范创设权，那么违法行政等受人诟病的状况就不可避免。